发院认为，天津公司是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公司法解释三》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抽逃出资的股东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抽逃出资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联合公司、传媒公司是否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

《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二条规定：“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二）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三）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因公司股东是否履行出资义务、是否抽逃出资属于公司内部信息，公司外部债权人等较难知晓，如要求公司债权人提出确切证据证明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抽逃出资等，将对公司债权人苛以过高要求。基于此，《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原告提供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据的，被告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参照适用上述规定，原告债权人提供对股东抽逃出资产生合理怀疑证据的，被告股东应当就其未抽逃出资承担举证责任。

本案中，债权人泰州公司提交了天津公司的验资报告、账户对账单、多种转账凭证、年检报告书、《情况说明》、企业工商登记信息等证据，证明了天津公司在2008年12月29日即公司注册成立及股东实缴出资仅4天后就将8000万元款项汇入了其他主体的账户，直至本案审理时该款项亦未回到天津公司账户内。从资金的流向和参与及接受主体看，根据本院认定之事实，天津公司及其股东联合公司、传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陈某，该两公司的控股股东西部发展公司、西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为陈某，上述各公司之间亦存在多个交叉持股的情形，包括资金的接收方能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为陈某，且资金接收方能源公司、凤凰公司亦与联合公司、传媒公司存在间接控股关系或人员混同关系。且上述款项流动不能与天津公司的年检报告书、《情况说明》所反映之情况相吻合。据此，本院认定泰州公司已经提供了对股东存在抽逃出资行为产生合理怀疑的证据，联合公司和传媒公司应当就其没有抽逃出资承担举证责任。

联合公司、传媒公司辩称其转出资金的行为系正当投资行为，此后上述投资款因故转化为借款。而从联合公司、传媒公司对此的举证情况看，其仅提交了3份协议书，从协议书的形式和内容上看，甲方均为天津公司，乙方分别为东方公司、凤凰公司、能源公司，3份协议书所涉债权均为数千万元的大额债权，但内容上却极其简单，既未对前期投资项目的盈亏情况进行核算或评估，转换为借款后亦缺乏还款时间、方式、利率计算方式等借款协议中的要素，且3份协议书的格式、字体、内容完全一致。从3份协议书的签订时间看，均为空白，亦无任何经办人员或授权代表人员签字确认，经一审法庭询问，联合公司、传媒公司对其补充提交的3份协议书所涉及投资事项之背景、经过、投资内容等事项均以经过的时间较长为由无法做出说明，亦未能提交投资时所签署之书面协议及公司重大决策过程之相关证据材料，亦未对投资后之项目进展、盈亏情况进行说明。3份协议书约定将投资款项转为借款后，3个资金流入方均未向天津公司偿还任何款项，联合公司、传媒公司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天津公司曾采取任何措施追讨过上述款项。而其中一份协议的相对方东方公司事实上也并非经过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的主体。本院结合本案其他确认的事实综合认证后，对该3份证据不予采信，对联合公司、传媒公司的相关抗辩意见亦不予采纳。综合考虑到联合公司、传媒公司与资金接收方能源公司、凤凰公司在法定代表人或股东中的混同情况以及东方公司并非合法有效法律主体之因素，本院认定联合公司、传媒公司存在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或利用关联交易将其出资转出的抽逃出资行为，导致了天津公司责任财产的减少，损害了天津公司及相应债权人的利益，应依照法律规定在其抽逃出资的本息范围内对天津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